张九龄在朝堂上,遭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弹劾,同时,张九龄又受到了在京贡生的大力声援。
毕竟,科举是“草泽望之起家”,对于普通草民来说,是他们改换门楣的唯一之路。
在大唐,权贵始终占少数,九成九皆为寒门平民。从前朝隋起开始科举,汉时的“九品中正制”被打破,给了底层百姓走入上层的机会。
但若是出仕为官只看关系,凭着关系的“举荐”抢去了重要的差使,步步高升。
辛辛苦苦读书考中进士,最后却郁郁一辈子不得志,科举的意义又何在?
隋开科举制,当时并非真正为了提拔底层的平民百姓。而是世家权贵们的力量太过强大,把持了朝廷,杨氏为了扶持新的势力与其对抗,方开了科举。
李隆基对此一清二楚,他当然支持张九龄的谏言。不过,他想在中间取舍,双方势力互相制约。
世家权贵们的势力不能膨胀,影响到他凭着血腥杀戮,厮杀出来的皇位。
同时,他又不愿意见到寒门的势力声望过高,毕竟,寒门平民的人数众多,一方的力量太强大,总会令人心生忌惮。
起初,李隆基还挺郁闷,今年风调雨顺,天下承平日久,朝堂上也算得上和气,张九龄突然出来败兴,令他颇为不满。
待看到反对的声音,对张九龄的弹劾越来越厉害时,李隆基就不那么乐
意了。
要是他们不想要借此巩固自己的势力,他们为何要反对?
最受信任的高力士,不咸不淡提了几句张九皋考中进士之事,以及孟浩然,张旭之事:“张相从来皆言行一致,实属难得的君子。”
张九皋考中进士,回到岭南道做了县丞,孟浩然未曾考中进士,在官学寻了个教书的差使,张旭则做了金吾长史。
无论是亲人朋友,张九龄并未以手中的权势,为他们谋取全程。
反观姚崇,张说,他们的儿孙族人亲信,早就挤满了朝野。
要是一味依赖举荐制,旧的世家大族倒下,新的世家大族重新崛起。
李隆基悚然而惊,心中的天平,不知不觉朝着张九龄倾斜,连着驳斥了几个吵得最大声官员举荐的人才,随同前往泰山参禅的名册,打回去让张说重新拟定。
闻上意而知后退,想要弹劾的官员,逐渐偃旗息鼓。
至于长安的市坊问题,反倒是很快就通过了。
关于这一点,朝臣官员几乎没有疑义,皆因长安城的宵禁制度,已经实在是不适合长安城的发展,对士庶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
在长安城的冬至来临时,响彻了许多年的晨钟暮鼓,终于再次敲响。
与从前不同,由此开始的晨钟暮鼓,变成了长安城的习俗风景,当做提醒百姓早出晚归,报时辰的响声。
长安城像是往年的大年三十一样,灯火彻夜不明,到处一片欢腾。
金吾卫与武侯捕
在街头巷尾,分班巡逻,坊正继续管着街巷,提醒百姓洒扫,小贩不许占用道乱摆摊,挡住了通行,保证所负责坊小巷的清洁。
张九龄从头到尾,无论是面对着疾风骤雨,还是惠风和畅,始终淡然处之。
在提出这一切之前,张九龄就先与谭昭昭商议过,考虑到了将会面临的后果。
大不了被贬谪,罢官。
谭昭昭则没张九龄那般悲观,而且支持他早些提出来:“一棵树苗,若是开始生长虫害时,尚可极力挽救一二。待到树根在看不到的地里被虫蚁吞食一空,再要救治时,已晚矣。”
其实,谭昭昭是知晓现在的李隆基,还是励精图治的李三郎,等他开始变得耽于享乐,帝王当得太久,只愿意听取顺耳之言时再提出来,肯定会失败。
这一切,都有前世的前车之鉴。
李三郎做了太久的天子,日子过得实在太顺,已经昏庸到,连张九龄提出安禄山有反心,都以为是危言耸听。
大唐天下富裕,四海归心,安禄山这个滑稽,唯唯诺诺的胡人,凭着他的提拔宠信做了节度使,他岂敢造反?
自信到自负,自负到愚蠢,是听不进任何逆耳的忠言,李林甫杨国忠他们才有了机会。
其实,大唐到了如今,兵乱带来的元气大伤,方恢复了七七八八,早已种下的各种吏治混乱,从未消除过。
尤其是边疆地区,各族眼下吐蕃,突厥,龟兹等看似归顺。一
旦危机起,他们也就跟着乱了。
外面的街巷一片欢腾喜庆,比往年的大年三十驱傩还要热闹。
张拯岂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日子,在千山张大牛他们的陪同下,出去玩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