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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20节（第2页）

“只是世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卫所制度在我大明立国之初是非常行之有效的，为我大明提供了充足的精兵强将。可是军户为世袭，且管理颇严格，除籍十分困难，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、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，否则是无法除军籍的。尽管如此，时间一长我大明的军户数量日渐减少。”

“此外，当年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，卫所军丁的分发地点，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，以防止逃兵，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，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。正军服役于卫所，必须带妻同行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，每一军人有房屋、田地，每月有固定的月粮，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，行军时则发给口粮，衣装则须自备，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，如此则给军户造成了沉重的负担。”

“另外，军士在营，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，比例不定，按时轮流，屯田固定上交粮食，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，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，但自宣宗皇帝以后，卫所各级将官经常侵占军屯田地、私役军士耕种，更是让天下军户苦不堪言。”

“军户生活困苦，逃兵甚多，早在洪武初年即有逃兵，至洪武三年十一月，兵部的统计便有逃亡者计将近四万八千人，因此有"根补"、"勾补"等方法。根补即抓回逃军，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，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，亦有军官藉此贪污，迫害百姓，使乡里间痛苦不堪。而且逃兵有增无减。

到了正统三年，天下各道逃亡军户更是达到竟然的一百六十十三万余人！”

刘衍所言俱是实言，崇祯帝虽然没有像刘衍知道的这么详细，但是也早有耳闻，知道刘衍说的不是虚言。

历史上在正德十四年，吏部尚书王琼就曾上疏:"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，计所勾之军，百无一二到卫。有自洪武、永乐年间差出，到今三十余年，在外娶妻生子，住成家业，通同军户，窝藏不回。"

到了嘉靖八年，桂鄂公布天下兵籍，仅有兵士九十七万。军士的逃亡，除生活上的因素外，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，明初因需要武力，故较重视军人，其后承平日久，武力不再重要，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，加上以罪犯充军，使大明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。

嘉靖年间，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七成左右。在嘉靖年间之后，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更是已达其总数的八成，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！

此时崇祯帝不再说话了，只是看着刘衍，静静的听着。

“陛下，臣说了这么多，无非就是表明一点：再好的制度也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不可能永远的运行下去，时间一长，便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革，如此才能让我大明长治久安。”

“而如果一味地迷信先祖之言，固执的抱着旧有制度不变，那臣就算是三头六臂，也挽救不了大明，救不了天下！”

崇祯帝心中稍稍平复了许多，显然对刘衍的话是听进去了：“这就是刘阁老宁愿逼反两广、云贵兵马，宁愿杀得尸山血海，宁愿与全天下为敌，也要推行新政和军改之策的原因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刘衍昂首说道：“当年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新政，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力行一条鞭法，为我大明实现了万历中兴的盛况，如果当年万历皇帝能够将张居正的新政继续推行下去，也许今日的大明，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”

崇祯帝冷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可是在朕看来，刘阁老还是杀人太多了，那些犯官至少不用诛三族啊。”

刘衍却并不这么认为，说道：“自古至今，没有不流血的变法，只有用鲜血和人头铺就的变法之路，才能一番坦途，这就是变法的代价，也是挽救大明的代价！”

崇祯帝闻言骇然变色，一旁的王承恩也是瞪大了双眼，显然刘衍所言完全颠覆了二人的认知。

可是崇祯帝、王承恩仔细一想，刘衍所说的确还是很有道理，一时间又无法反驳。

片刻之后，崇祯帝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朕也不说什么了。只是在军改之策全面落实之后，朝廷以何种办法保证兵源？”

对于这一点，刘衍早就有了预案，便抱拳说道：“陛下，臣准备在全面落实新政、军改之策后，在我大明各省颁布一部法典，名曰：《兵役法》，在全国推行义务兵制，也就是说，我大明要仿效强汉之策，实行全民皆兵之策！”

崇祯帝顿时瞪大了眼睛，一时间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过后，崇祯帝问道：“现在大明各地，包括陕西、甘肃，以及南面的两广、云贵各地都在落实新政和军改之策，可是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斯藏怎么办？难道也要与内地一样，实行新政和军改之策？”

所谓朵甘思宣慰司是大明对后世四川省西部、云南省西北部、西藏自治区东部和青海省西南部的统称，也是大明在这个区域内设置的最高军政管辖机构。

据《明史·志第十六》记载，大明疆域“计明初封略，东起朝鲜，西据吐番，南包安南（越南），北距大碛，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。这其中就包括了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斯藏在内。

而大明对藏政策主要形式便是洪武年间制定的，在藏内设置羁縻性质的都司、卫所等军政机构，封授当地僧俗首领担任官员，永乐至正德以册封僧俗首领为主，受册封者定期朝贡。

大明在确定藏族地区的都指挥使司、卫、所的行政体制后，陆续委任藏族首领担任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的官职。最初，大明是封蔡巴、羊卓、止贡、嘉玛等故元万户府首领为乌思藏的行都指挥使或都指挥佥事等职，对帕木竹巴家臣中的内邬宗、桑珠孜宗的宗本则称为寨官。

后来在了解帕竹政权的情况后，大明就开始任命帕竹政权的主要宗本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，并且进一步在内邬宗和仁蚌宗这两个最大的宗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。大明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、都指挥使佥事、千户、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，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，并换发敕书和印信。

只是在嘉靖朝的时候，蒙古人从北面入侵青海地区，史称鞑靼土默特部或西海蒙古部。

而到了万历朝以后，大明对边疆控制日益松弛，蒙古人攻占了整个青海草原，朵甘都司和乌斯藏相继废弃。

到了如今，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斯藏基本上已经是独立的状态，此时崇祯帝如此发问，显然是有意收复这两块失去的领土。

刘衍对此心知肚明，以如今大明的财力和军力，收复乌斯藏和朵甘思宣慰司并不是不可能的，只是这两个区域暂时还不是刘衍的首选目标。

眼下的当务之急，依然是稳定大明内部，先完成各地驻防军的筹建，稳步在各地运行新政之策，然后是收复辽东，先将满清这个毒瘤铲除，随后刘衍才会将目光投向西面。

于是刘衍说道：“陛下放心，在臣的计划之中，不光要收复我大明的失地，还要恢复汉唐故土，要重建我华夏的荣光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