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琦点头:“不错,朝廷同意以武力逼党项交回叛逃的番户,不要有辱国体!“
杜中宵想了想,道:“意思就是同意我们打一场,而且一定要打胜呗。”
韩琦落座,道:“对,就是这个意思。庞相公和高太尉不容易,需要你打一场大胜仗,明白吗?”
“明白,下官明白。”杜中宵点了点头。“此次出战,必不失诸位相公所望!”
河曲路胜了,广南平侬智高又胜了,最近几个月宋军屡次大胜,朝臣的心气起来。不过皇帝并不想打仗,宰相庞籍和枢密使高若讷数次劝谏,才不得不同意。只是连番大战下来,对河曲路支援不多。
等了这么些日子,杜中宵慢慢猜出了庞籍和高若讷的心思。他们本来也不想打的,唐龙镇一胜,宋军有了面子,接下来应该休养生息,不轻启战端。狄青还朝,让他们决定支持杜中宵。
归仁铺一战,狄青大破侬智高,皇帝得了捷报,立即催促朝臣议赏,理由是晚了不足以劝功。有了火车,狄青击溃侬智高主力后,不久就回到了京城,以护国节度使为枢密副使兼宣徽南院使,并且皇帝有意让他为枢密使。正是要以狄青为枢密使,让庞籍和高若讷支持韩琦和杜中宵用兵。
赵祯并不像历史学家说的那样,从他开始确立了宋朝以文驭武的传统。实际上赵祯当政,一直是以武将为枢密使,前有王德用,后有王贻永,只是还有一位文臣枢密使罢了。此次欲让狄青为枢密使,代替的是高若讷,即两位枢密使全为武将,出现一种难言的局面。
文臣不管是为宰相参政还是枢密使副,出入无常,今天当上了,明天可能就罢了。武将不同,一旦为枢密使,非有大过不会罢免。如果狄青和王贻永两人为枢密使,可能后面一二十年不会换人,这种局面就很微妙了。王贻永不说,本是世家外戚出身,狄青可是出身行伍,做上一二十年枢密使,就不能不让人想起五代时的局面。这种局面,其余宰执都会被他压制。
杜中宵记忆中,研究历史的一说起狄青做了四年枢密使的狄青被台谏攻击,出知陈州,无不义愤填膺,认为是文官打击压制武将登峰造极之举。自己也曾经那样想,现在却觉得,书生之见,不知所谓。
枢密院不同于三衙,是官僚机构。让武将掌握官僚机构,后果是什么,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。不能以狄青的个人品格和表现来评价。只要开了头,狄青不反,后边总有人会反。
杜中宵学的历史,因为发端于积贫积弱整个国家民族被动挨打,被人嘲笑的时期,有一些独特的气质。宋之后军事不行,自该研究军队本身,基于军事理论,对军政进行分析研究。历史学则不是,研究历史的人对军事是不懂的,研究者便归到了两个方面。
一个是人不行,没有做军人的气质,不好勇斗狠,所以打不过别人。甚至认为,汉人必须从周围的野蛮民族引入尚武精神。再一个是文化不行,整个民族文化偏文弱,不尚武,具体到政治制度上就是崇文抑武。要改变,就应该改变文化,提高军人地位,恰好对应那个时期的军阀统治。当然,历史的事实与他们的结论相反,军阀既不能御外辱,也不能对内振奋民族精神,反而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拖入深渊。但事实不重要,并不妨碍他们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,也不妨碍他们把持历史的话语权。
不只是对军事的解释,历史学家对科技的解释也是如此。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落后了?一是因为人不行,没有科学精神,不具备理性,天生蒙昧,没有接受他们的启蒙。再一个是文化不行,特别是占据主要地位的儒家文化不行,天生不能产生科学和理性,而且必然地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压制。至于为什么儒家会这样不重要,重要的是主流文化,换一家来无非是他们换一个名字批判。
对于历史的解释,就是一个人不行,一个文化不行。祖上曾经辉煌过不重要,越是辉煌,越是说明害处越大,大到难以调头,恰好在他们的时代让他们落到最低谷。
人不行,说明就要完全接受别人的东西,除了血统和身体不能换,最好全部换过了。甚至还有更加英明的人,提倡连血统和语言最好也换掉。而他们这些人,恰巧就是学了洋人的东西回来的,自然就该是被别人学习的对象了。文化不行就更妙,他们是学了别人文化的,不需要认真研究文化,自然而然就成了文化大师。只要翻过两页书,喊一句人种不行,再喊一句文化不行,就既是历史大师,又是文化大师。
在破旧立新,需要引进学习的时刻,这种言论是正常的。时间已经来不及,仔细地把每一个问题研究清楚,慢慢对外面的知识引进吸收,国家和民族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大破大立,打碎一切瓶瓶罐罐,尽快引进吸引先进的知识,在最危难的时刻挺住,是必要的。但过了这样的时期,还坚持这种方法,就是学者偷懒了。以军事论,战斗力的构成要素许多教科书上面写着,一样一样套都不会得出这种结论,形成这种看法。引经据典失去了时代背景没多少用处,实事求是,从最基本的研究起才有意义。
宋朝军力为什么不行?病根是从晚唐五代落下来的,军阀的胎里病。再加上文官政权,必须要消灭武将颠覆政权的危险,两者迭加,越陷越深。不只是宋朝这样,后世许多国家这样。只要脱胎于军阀的政权军队,没有进行彻底的变革,就没有能打的。
如果当年军阀坚持到了二战结束,中国是什么样子?军事实力能强到哪里去?
宋朝建立,是太祖掌握后周军事力量的前提下,篡周来的,军队是一切的基础。有军队在,就有大宋的天下在,军队的军阀色彩特别浓厚。而有五代教训,为了防止军队擅自废立,从太祖到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后勤从军队独立出来,剥离了将领的人事权和监察权,又彻底废掉高层指挥体系,以营为军队的基本单位。战斗力要素中,至关重要的组织力被废掉了,能打才怪。
现在的禁军,兵员素质不差,武器装备不差,军种比例不差,训练水平也不差,还是职业化的正规军,可就是战争规模一大就输。有什么话说?武将管理、指挥军队的经验,就是一营五百人,再往上就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带的兵多打大仗,带的兵少就打小仗,战略指挥完全就是空白。
但对于皇帝来说,最可倚靠的力量,恰恰是禁军。这是禁脔,轻易不让大臣插手。
赵祯不是崇文抑武,恰恰相反,他有一种迷一样的心思,想把军权完全交回武将手里。西北用文臣为帅,一是延续真宗时的传统,再一个是没有办法。武将不是没用过,早期的指挥战事的就是武将,败得太过难看了,没有办法才启用了韩琦和范仲淹。
西北为什么败?赵祯的想法跟朝中大臣是不一样的。他认为战斗力不行,是没有良将,国家承平日久,没有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来。只要有优秀将领,战争结果不是那样。
猛将起于卒伍,这句话是韩非说的,与法家以吏为官一脉相承。可在韩非那个年代,凡为方面之帅的几乎没有符合的。不但是他那个年代,后来的年代也很少。猛将可以起于卒伍,主帅却很难如此,除了一些特例,恰好撞上了,比如岳飞。
赵祯却是认为主帅与猛将没有什么不同,猛将起于卒伍,主帅也该是如此。惟有如此,现在宋朝的军政体制,才能是正确的。禁军将领选拔,士卒是选汰出来的,勇猛者入诸班直或上四军,外放则为各级军官。而后循资,如果有战事,则依军功升迁,正是起于卒伍的标准程序。
狄青符合这些条件,在赵祯眼里是最理想的将帅。狄青能行,以后别人也能行,禁军肯定行。赵祯看重狄青,不是因为个人感情,两人其实没多少交集,重要的是狄青符合赵祯的政治正确。
不管是庞籍还是高若讷,包括韩琦,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。只是从他们的立场出发,不希望狄青任枢密使,此时需要杜中宵的军功,恰巧支持了他而已。
第16章布置
第二日一早,韩琦急急到了经略司内杜中宵指定的指挥厅,却见空荡荡的。时间太早,杜中宵等人还没有过来,只有几个年轻的小军官在布置。
韩琦在沿边三路为帅多年,数路走遍,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布置。
中间一张大桌,前半面是大幅精细地图,后半面则是大小几个沙盘。靠墙壁摆了几把椅子,几个小几,看来是供人休息的地方。正面墙上是一幅巨大的敌我态势图,尚没有拼接完全,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军官站在椅子上,一点一点向上面对。厅一左一右连着两个小房间,里面摆设大致相同,当中一个巨大的案几,堆满了文书。里面是屏风,案前摆了几张交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