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鹤鸣剿匪之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非常顺利,定广、洪边的仲苗很快得以平定。
剿匪大军连战连捷,捷报一封接着一封上报朝廷。
只是慢慢的他就笑不出来了,剿匪容易安抚难。
剿匪之后各方面的安抚都要巨额花费,没有钱根本寸步难行。
而且由于他的这种行为,更加激怒了各地苗民,使得汉苗关系更为紧张。
一年后,肃清贵州省内危害最为严重的仲苗、红苗的战略方针也彻底失败。
贵州省的情况非但没有缓解,反而愈演愈烈。
实际上,苗民作乱的根源,确实有一部分贵州各地卫所营哨势力大减的原因,但这部分其实只占少数。
更多的还是因为各苗民村寨人口日益增多,这几年又天灾人祸,苗寨里粮食不够吃。
这些吃不饱饭的苗民就只能依靠当地有粮的土司、大户、商人接济过日子。
他们实际上就相当于开海之前的倭寇。
真正作乱的,都是他们背后之人。
张鹤鸣一味的想用铁血手段来镇压苗民的叛乱,自然只会更加激化矛盾。
只是张鹤鸣就像是王八吃秤砣,铁了心一般,誓要对苗民追杀到底。
万历四十五(1617年)二月,贵州巡按杨鹤上奏请求‘申饬用人’之法治苗。
所谓的‘申饬用人’大概意思是说,:黔中八番之地交错复杂,夷汉杂居,四方的亡命之徒众多,而且所有的粮差、驿站等供应事务繁重,都由卫军负责,而卫所官员众多,互相牵制,日益削弱,最终耗尽。他历查诉讼文书,发现苗仲之民出来劫掠,没有一件事不是有人与其暗中勾结的。因此想要教化夷人先要从汉人开始,想要教化汉人要从选用优秀官吏开始。具体包括:其一,重视郡守弹压的权力;其二,重视州县官员的选拔;其三,重视司道方面的任命。
其次杨鹤还认为,黔中到处都是夷人,内廷的金钱接济不上,动不动就说要大力围剿根本不现实。
四川、湖广额定给贵州的军饷不来,就算有韩信、白起这样的名将,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目前的计策,紧急的在于治标,也就是大力围剿;长久的计策,紧急的在于治本,也就是用人。
从杨鹤的奏折中就可以看出,他已经意识到了张鹤鸣战略的问,也意识到苗乱的根源,其实是官乱。
但可惜他的奏折并没有引起任何风浪。
万历四十五(1617年)五月,贵州两江的苗王望烈,因受不了张鹤鸣镇压苗民,于是纠集苗众围攻施秉县城。
此事也标志着苗、汉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,由零星劫掠演变成了有组织的攻城叛乱。
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正月,经过两年的平苗战事,张鹤鸣屠杀的苗民已经不下万人。
大量的苗民被屠杀终于激起了整个苗人的愤恨。
就在正月初七日贵州两江,即在长江、株江流域生活的苗民发动了整体叛乱。
先是劫掠镇远曾旗堡,掳去男丁妇孺一百二十三名口杀死二十九名口烧毁房屋米仓无数。
随后又全力攻下了黄家堡、河背堡、瓮济堡等地,杀掠汉民,烧毁房屋无数,其后更进一步再次围攻施秉县城。
张鹤鸣意识到事态的严重,重提四川、湖广、贵州三省协助共同剿苗事宜。
同时还弹劾铜仁总镇事新添参将龙万化、清浪参将事牛可耕、中军周承爵等人剿匪不利,致使事态扩大。
当然,更重要的还是找朝廷要钱,要钱,还是他妈的要钱……
实际上此时贵州苗乱之事已经基本上全面失控。
原本只是小打小闹,受人委托干点抢劫买卖的苗民,在张鹤鸣的铁血镇压下举族暴动了起来。
张鹤鸣两年的时间,光是花费朝廷特批的经费就超二十万两,至于贵州本省经费更是消耗殆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