辽东屯粮自给率持续下降,朝廷只能以“民运”“开中”等方式向辽东输入粮食。
然而关内至辽东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,运送粮食损耗较大,且民运之地的粮食产量有限,辽东粮饷缺口只增不减。
于是隆庆年间,辽东督抚梁梦龙等地方官员以开垦荒地、减免赋税的方式增加了粮食收入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田少米贵、军民逃亡等问题。
万历初期,巡抚张学颜、总兵李成梁等辽东军政要员陆续崭露头角,粮饷不济、士马不足、将懦兵弱等弊政也都有逐渐得以改善。
万历二十年之前,辽东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,大大减少了对外地运粮的需求。
只是辽东虽然有所恢复,但发展能力依旧有限。
辽东甜水站至鸭绿江一带山谷地旷土沃,为避役军民聚集之所,农业生产规模得以迅速扩大。
然而,山海关以东至锦义一带“逼近虏穴”,田亩荒芜。
即便无种,仅有半数土地可供开垦,余者“岗岭包薄”不宜耕作,且旱涝灾害频发。
辽阳以北的蒲河、开原、铁岭一带,军事冲突不断,军民皆不敢种。
辽东仅金、复、海、盖四卫之地,利用无遗。
面对境内大量熟田被抛荒的境况,辽东都司一方面加大对现有兵卒的盘剥,一方面依靠中央补给恢复生产能力。
即便如此,辽东河西一带灾害频发,本地粮饷短缺,边军饥困等现象仍比较突出。
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未有突发事件,辽东依靠朝廷赈济资源仅能支撑各项事务的基本运转。
然而随着万历二十年,壬辰战争的爆发,辽东地区与朝鲜物资交换规模急剧增长,边境自由交易向官营市场转化。
这一情况加剧了辽东政治的黑暗与官僚腐败的加深。
万历后期,由于武官豪族兼并土地、繁重的赋税与差役、频发的自然灾害等因素使辽东军民生活境况进一步恶化。
辽东自然灾害频发,抚赏、边备费用日增,粮料物资短缺,使军民常生活在破产边缘,逃民逃军与日俱增。
而此时女真贵族不断吸纳逃亡的汉族人口,并与蒙古等部结为联盟,满族共同体逐渐形成并趁势壮大。
女真在对朝鲜贸易中主动权日益提升,辽东地区大明与朝鲜贸易也逐步被女真掌控。
这就为女真人渗透大明官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同时由于大明朝廷经济持续恶化,导致辽东士兵的军饷无法及时发放。
万历四十四年(1616年)九月,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上奏:九边粮饷缺口巨大,蓟密、永昌缺八十万;辽东缺四十万;狭西三边缺七十七万;宣大、山西缺九十一万。
同年十月,宣府巡抚汪道亨上奏称:该地缺粮已达四五月之久,导致军士们被迫卖弓箭衣服或质押妻儿以维持生计,募兵大量逃散。同时,奸人勾引逃亡到建虏所在地,加上地震连旬、讹言繁兴,土着之民欲移家关内,还有人密谋悖逆,形势危急。又有蓟镇传报夷妇满旦因挟赏未遂纠合诸虏谋犯蓟门。
同月,万历皇帝决定从以故孝定皇太后积储中拿出三十万两银,令户部和兵部商议借八十万两,迅速送往宣镇,以体现皇帝的悯恤。并要求阁臣将解决军饷问题的经久长远之计传达给两部商议执行,不得借口请拨军饷误边事。
由此可见,对于边地缺饷导致的投敌问题其实存在以久。
而大明君臣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。
抚顺之战后,抚臣李维翰和督臣汪可受都是在第一时间,请求拨发军饷。
其奏报中称:狡猾的敌虏设计攻陷边城,要求地方官相机处置防剿事宜,紧急给发军饷,对于调发应援之事让兵部商议上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