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初在裕袛时,他们就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政,指点朝政弊端,自然是熟悉难题的,也有商量解决之法。
只不过,不管是高拱还是张居正,亦或者魏广德,对这些弊端的轻重缓急认识不同。
高拱认为是吏治腐败导致朝廷运转效率低下,所以应该正本,偏理想主义。
张居正则认为水清无鱼,所以应该用制度提高朝廷效率,比较务实。
实际上,就连高拱私底下也有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,整顿吏治在高拱手中多也用于政治斗争而非真正的正本清源。
相比之下,魏广德就觉得张居正这套似乎更合适当今大明。
张居正是不是真要请辞,魏广德当然是不信的,可这话不能对小皇帝说。
这样的话说出口,无异于打大臣的脸,也包括自己的。
魏广德不能说,可有的人能说。
这个人自然就是冯保。
他一个太监,要什么好名声。
想到这里,魏广德开口说道:“陛下,臣还是以为御史弹劾乃是本分,不应治罪。
陛下若有此心,不妨再多想想,也多问问身边人,特别是太后她们的意见,看她们怎么说。”
魏广德这话传出去,自己肯定是没错的,反对皇帝处置御史。
御史为什么有弹劾之权,可不就是太祖为了钳制高高在上的大臣,让他们做事的时候多一分顾忌。
其实,这项制度是非常巧妙的设计。
低品级的御史,大多是刚刚入朝的官员,和官场牵扯不多,又刚刚从民间脱离出来,但又脱离的不够干净,能够知道民间疾苦,是谓“为民请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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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史有了这样的权利,就时刻监督着朝中大官不能肆无忌惮。
所以,大明对于处置言官,一向都很保守。
只不过明朝中后期,世风日下,御史们在没有进入朝堂前就因为所谓“名士”的书院、讲学、诗会等形式吸纳,或多或少受到党派斗争影响,已经有了偏向性。
到了明晚期,政治斗争往往都是御史带头冲锋,打前站。
比如明晚期着名的东林六君子,即是杨涟、左光斗、袁化中、魏大中、周朝瑞、顾大章六人,其中杨涟、左光斗都为佥都御史,是都察院里不小的官儿,手下管理的御史不少。
袁化中也巡按御史,魏大中和周朝瑞虽然不是御史,但却是六科给事中,五人都是所谓的科道言官。
唯一不属于科道的,也只有顾大章,可他也是陕西按察使,负责地方刑狱,和都察院关系匪浅。
晚明的东林党,虽然在朝中重臣里没什么席位,但却几乎完全控制科道。
这样一股力量的存在,几乎就可以左右朝中重臣的升迁乃至生死。
天启年间,东林党就想用科道言官逼迫天启皇帝处置魏忠贤,不过不想魏忠贤直接掀桌子来硬的,根本不按照文官斗争那一套来。
后世只说六君子在镇抚司大狱遭受如何的酷刑,却不谈论他们发动党争的危害。
其实,所谓六君子不过就是六个大傻子,被东林魁首推出来挡枪的,是他们筹谋的夺权大业的牺牲品。
这些,魏广德多少有感觉,他已经意识到都察院的重要性。
只不过这个衙门,他是真不好伸手,有张居正在一旁盯着。
相应的,张居正也插不进手,因为魏广德也不会答应。
只能让劳堪先在按察使司慢慢磨资历,到时候直接迁到佥、副都御使去。
只要资历足够,张居正就算想要反对,那也得有合适的理由才行。
早早布局,就可以更有把握取得成功。
等魏广德给小皇帝出主意,让他咨询其他人的意见,也是算准了,最后拿出主意来的人,八成就是冯保。
你指望后宫之人熟悉前朝故事,那就太难为两宫太后了。
而冯保见过张居正,显然就更加清楚张居正想要做成什么样子。
魏广德回到内阁不久,宫里就有旨意送来,不是处置刘台,效率还没那么快,而是要内阁拟旨挽留张居正,同时还要褒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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