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居正说的山东事和黄白册,魏广德自然是知道。
当初山东事的处理,魏广德还在礼部,说不上话,但也有人来找过他说这事儿。
他也通过陈以勤,在内阁表达了反对的意思。
那是隆庆元年,还是户部尚书的葛守礼以“直隶山东等处土旷民贫,流移日众,而有司变法乱常,起科太重,征派不匀。新法不论户之等则,只论田之多寡,致使百姓放弃田土,以避差役。
黄河以南,太行山东西,土地贫瘠正赋已无力交纳,岂能再加以重役”的理由,反对在北方推行一条鞭法。
特别是葛守礼看到一条鞭法的一些缺陷,提出“工匠因没有土地而免差。富商大贾虽多有资财亦因无田而免役。致使衣不遮体、终岁辛劳的农民独受其困。”
另外就是对地方官吏办事不同,葛守礼也是非常看不惯,在奏疏中直言“不论仓口,不开石数,只开每亩该银若干,致使吏书因缘为奸,增减洒派,弊端百出。”
因为一条鞭法存在的种种弊端,所以葛守礼是旗帜鲜明站在维持旧法之上,指出“国初征纳钱粮,户部开定仓库名目和石数价值,小民照仓上纳,完欠之数了然,其法甚便。”
这事儿,魏广德当然清楚,虽然在后来他入阁以后,在江西地方请托之下,内阁批准了在江西试行一条鞭法,但其中弊端,他也是看在眼里。
本质上,如果执行一条鞭法之外能够开征商税,大明朝的税法就算完美了。
只可惜,这两条都被朱元璋给预定了,虽然并没有定死,朱元璋也是留了口子,允许后代帝王视情况斟酌,便宜行事。
可是后面的话被文官集团选择性忽略,认定朱元璋定下来的东西就是祖制,不容更改。
至于南京湖广道试监察御史陈堂所奏黄册、白册,魏广德当然知道,官场公开的秘密。
朝廷征粮征税是按照黄册分摊赋税,而地方官府执行时不时按照黄册进行,因为猫腻就出在他们身上,所以他们私底下还编制白册。
征钱粮,编徭役,有司都以白册为重。
陈堂只是向朝廷陈述了事实,但也没敢说用白册替代黄册的话。
这篇奏疏递上来的时候,魏广德还没回朝,不过回来后他也听说了此事,还找出奏疏看了看。
“叔大兄,你是想借着这次机会,重新编制黄册?”
魏广德试探着问道。
“沿袭至今,奸吏那移,豪强影射,弊病不可胜数。
黄册掌握在里胥手中,任其增减,钱粮完欠,差役轻重,户口消长,皆与事实不符。
若是朝廷依仗现有黄册布置行事,难免出现差池。
如今考成法已经推行,我欲在此之后,重新编制黄册和清丈天下田亩。
洪武朝时期,天下纳赋田亩尚有八百余万亩,何以至今只剩四百余万不到五百万之数。
朝廷亏空,还不是被下面胥吏贪了去,想想为之骇然。”
张居正也不藏着掖着,魏广德都敢提出大概钱法,在内阁里,他难道还不敢说出现今大明朝廷上下存在的种种弊端。
魏广德没有接话,而是看向一旁满脸骇然之色的吕调阳。
张居正也注意到魏广德的目光,随即也看了过去。
吕调阳在二人目光注视下,难免感觉不舒服。
朝廷的大事儿,基本上就是你们两个在商议施行,难道还想让我来做这个出头鸟。
吕调阳心里委屈,他在内阁就是个象征意义的存在,干最多的活儿,掌最少的权,特么的,这两人还想利用他。
吕调阳装作思索状,也不说话。
魏广德不接张居正的话,那是因为此事牵扯有点大,说事关天下也不为过。
看都魏广德和吕调阳都不接茬儿,张居正只好继续说道:“我记得当初葛御史提出一条鞭法在北方所困还是很有见地。
朝廷要推行全国,就不得不掌握真实数额,北方田亩、人口事关重大。
若按现有黄册,怕是真会闹出大乱也未定。”
“北方重人口,南方重田亩,先借着南直隶歙县的事儿,把会典中所载赋役清查一遍也好。”
这次魏广德接话了,再不接就成张居正的独角戏了,吕调阳摆明了不想掺和这事儿。
“让户部问一下?”
张居正说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