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了正月,京城的各大衙门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办公,来自两京十三省的各种奏疏公文送入京师,再分派到各个衙门里处理,最后再由各部把决议上奏皇帝知晓,紧急奏疏除外,那是要直接面圣的,处理完后再发出。
这就是京城官场的运转模式。
大明的天下已经一百余年,按理说应该是天下太平无事,即便有些地方小打小闹,天灾人祸不断,可事务却不见减少。
每天依旧是流水一样的公文入京再发还,管理着整个大明帝国疆域内发生的大小事儿。
这么多年下来,虽然明初由太祖朱元璋定下了朝廷的框架,可是各部不时出现大量公务堆积,为了运转顺畅,所以不得不一次次扩充人手。
到了地方,类似情形也不显见,各省三司及地方官署职位更是膨胀数倍。
明朝官场有个很有意思的情况,那就是朱元璋定下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官制,但是却同时出现官冗和官缺的问题。
冗官,指无专职而备执行临时使命的官吏,亦指闲散无事的官员。
在中国古代,人浮于事、机构臃肿常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,北宋时期尤为严重,历史教科书上就有北宋的“冗兵、冗官、冗费”的记载。
历北宋一朝,官员泛滥成灾始终困扰朝廷。
明代官制分为三个部分,即中枢、地方和军事,那时在选用官员上有一种说法叫做“三途并用“,在《明史·选举史》中也记载“进士为一途,举贡等为一途,吏员等为一途,所谓三途并用也。”也就是通过这三种途径中的任何一个,都可以为官。
朱元璋在设置官制时,充分考虑了官员之间相互牵制的职能,分散官员权力,不仅增加了一些官位出来,还因为要拉拢人心,实行荫庇制度。
对有功劳的官员,往往都能得到荫庇,子孙就可以享受到特权,有资格当官。
官员多了,处理的事务分散了,结果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相互扯皮、推诿的现象,于是往往又只能新设置一个官职来管理扯皮事务。
当形成循环后就造成了人浮于事,互相推脱责任,使官场越来越臃肿,几乎成为了灾难,而且对于国家的财政负担也非常大。
而官缺问题的原因,则主要是因为党争和正常的官员致仕以及都察院言官的肆意弹劾。
官员年老致仕很正常,党争引发官员落马也很正常,言官风闻奏事也很正常,只是当空缺出官职后,因为各种原因,往往在官位空缺后却不能找到合适官员去接替。
不是没人,而是因为空出来的位置太多人去争取,结果往往无法达成一致,最后官位就一直空缺。
明初时期,国家建立伊始,还处于建章立制的探索时期,历经战乱的士人多隐居不出,加之朱元璋对官员要求极高,愿意入仕读书人太少,所以开始执行有利于读书人的优免条例。
而到了中后期,则基本和党争有关,一些重要职位的争斗往往会引发巨大的朝堂风波。
缺官的消极影响也非常显而易见,它带来的办事效率过低,比如在需要解决一件事时却找不到相应的官员去办,这时对于这件事情的解决就会非常滞缓,也会引起怠政的出现。
偶然的官缺,在一些岗位上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是正常的,但是明朝时的官缺却是长期的,这是非常不利于朝政发展的一种情况。
可以说,从洪武朝到正德朝,大明的官员都是不断增长的,而在嘉靖朝初期,嘉靖皇帝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精简,但是到了嘉靖皇帝执政的中后期,面对国内层出不穷的事务,官员群体很快就出现反弹。
不过这些变化,嘉靖皇帝或许都已经看不到,毕竟在他眼里的朝廷,现在似乎只剩下六部的尚书和侍郎,以及其他的五寺二监二院一府的官员。
“前两日,杨尚书才去了密云见杨选,没想到兵部就发生了那档子事儿。”
京城,裕王府一间书房内,裕王坐在座位上,有些忧心忡忡的说道。
“杨尚书应该也没想到,兴化那边局势会变成那样,看军报上说,俞大猷和戚继光可都已经赶到了兴化府城外。”
殷士谵也是摇头叹气道。
“人到了,兵还没到,自然也只能在一边干看着,却没有丝毫办法。”
裕王苦笑摇头。
最近这两年,他的日子过得是越发舒心起来了,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朝堂政务,可是到现在他要发现,这朝廷里,似乎一天到晚就没多少好消息,尽都是些糟心事儿。
两人正有一句每一句说话的功夫,门外有脚步声响起,走到门外才停了下来。
“殿下,魏大人、张大人到了。”
门外内侍向里面通禀道。
“快请他们进来。”
裕王听到魏广德和张居正来了,急忙喊道。
随着门帘掀起,魏广德和张居正相互谦让后就快步走进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