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靖皇帝虽然没有多问,但是心里还是有自己的判断。
至于赵文华的家人,既然人死了,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,这才有了抄家和子孙充军户世代偿还侵吞公款的事情。
现在江南官场是个什么样子,嘉靖皇帝其实比谁都知道,相对于北直隶,那里更是山高皇帝远。
有了这样的环境,胡宗宪在那里怕也不会干净,让锦衣卫出去查,也不知道会报什么上来。
官员操守,嘉靖皇帝早就不去奢望。
现在他的要求也不高,那就是把治下百姓管好,把朝廷交待的公务办好就行了,只要不捅出篓子来,他都懒得去管。
但是苏州府事让他开始警惕,江南经过多年的剿倭,怕是百姓情绪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,闹不好会生出大变。
派人去看,派什么人去?
北方籍贯的官员还是南方籍贯的官员?
一切,都在嘉靖皇帝脑海中快速盘算着,只是脸上却没有丝毫表现出来,在黄锦等太监看来,皇帝现在就是在发呆,似乎是因为苏州府之事受到打击一样。
随着江南消息持续快马送到京城,苏州府之事的真相也逐渐传开,在这个时候,魏广德也才知道诱发此次事件的原因。
自嘉靖三十一年倭乱大爆发以后,时有倭寇窜至苏州近郊,苏州官府招集地方壮士武装抗倭。
随着官府对剿倭的重视程度和投入越来越大,倭寇除了在沿海府县肆虐外,已经越来越难以进入内地州府,自此苏州官府召集的民间义勇自然需要裁撤。
只是,当初召集义勇之时却未觉察召集到的都是些什么人。
明朝自弘治朝开始,江南地主生活日益奢逸,社会风气日益败坏,中下层地方绅士日益流氓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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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城内的官宦权豪子女、落第秀才和无业文痞,有些人终日无所事事,与当地不思生产的流氓、地痞等游手好闲之辈相勾结,依仗权势横行不法,于街衢巷尾处游手好闲,群聚斗殴饮酒狎妓,引以为乐,严重扰害当地的社会治安。
人们将这些有地方士绅背景的混混称之为“恶少”,又有“打行”、“札火”、“白拉”等多种诨名。
这帮人或“逞其拳勇,凡抢亲、抗霜、抬神、扎诈诸不法事,多起于若辈”或“聚集恶党,潜伏道侧,候村氓入市,邀夺货物”或“私开牙行,客商经过,百计诱致,不罄其赀不止”,普通百姓被欺辱者,有“徒手哭归者,有饥馁嗟怨、被殴伤者”,一时深为民害。
倭患日炽,这帮人乘机投入地方义勇中,穿上官兵号衣却可继续扰害民众。
要说应天巡抚翁大立其实也没做什么出格之事,不过是明令府县严加痛治,督导府县缉捕诸恶少,并列出为首者名单四处索拿。
这本是保境安民之策,只是不想却被这些“恶少”提前知道,毕竟他们中领头的不少都是“二代”,消息灵通的很。
惊惧之下,诸“恶少”饮血为盟,用白巾抹额,各持长刀、巨斧,乘夜攻吴县、长洲和苏州卫,劫狱囚,鼓噪,攻都察院,噼门而入,翁大立携其妻子越墙逃去。
诸恶少气势益盛,复纠众欲劫苏州府治,掠府库。
要知道,苏松二府的富庶可是冠绝天下,府库中所存财货也是非常惊人的,更何况现今胡宗宪从南直隶征收的赋役、厘金不少就存放在此。
幸好苏州知府王道行处事果敢,召兵镇压,才没有酿出更大的祸事。
了解到详情,虽然知道翁大立所作所为实属正常,不过酿出此事终究难辞其咎,魏广德还是以福建道监察御史的身份上书进行弹劾。
既知恶少行恶,事前处事不密,切无万全防备,可见其处理突发事件能力之差,绝不易继续担任应天巡抚之职。
此时,因事件真相传入朝中,京官,特别是都察院同僚对翁大立的弹劾已经锐减。
做事操切些,但本质并无大错。
魏广德此时的上书弹劾,还是引起不少人的关注。
毕竟,在告状之事上,魏广德的战绩还是很辉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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