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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49章 重新说一说奴的故事吧（第1页）

片刻，常岁宁才道：“起初从玉屑口中得知是你时，既动不得你，也轻易试探不得，于是只能耐着性子等待时机——”

将额头贴伏在地上的喻增怔怔，却已无半点意外，所以，玉屑的失踪是殿下所为……早在那时，他所见到的便是殿下了。

“可如今在这江都之地，我想杀你，已是再简单不过了。”常岁宁的视线从他手中的匕上移开，声音愈听不出情绪：“又哪里用得着你来请我杀，并让我亲手来杀。”

她道：“我今日见你，是想听你亲口说一说当年选择背叛我的原因——”

“叛了便是叛了，我却还要追问原因，这似乎很不潇洒，远不如直接杀了来得洒脱。”

常岁宁重新看向水面，语气里却并不见自嘲，也不曾赌气，她很坦然并能做到自我接纳理解，不与自己为难：“但你与旁人不同，我想不通，便必须要问个明白。且我认为，你也需要给我一个清楚的交代，而非二话不说，便捧着匕，求我杀你。”

喻增闻言，泪水突然愈汹涌。

他颤颤地放下了手，身体因巨大的情绪起伏而微微抽搐着，他试图抬起头，几欲开口，话语却破碎不成声。

“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吗。”常岁宁似有若无地缓缓吐了口气，自行问道：“那我问你吧——你是何时开始为荣王办事的？”

喻增为荣王府办事，是她通过孟列查到的一些蛛丝马迹，再结合荣王此前刺杀崔璟之事，推断出来的结果。

而圣册帝给她的一封密信，也间接印证了此事。

那封密信是她身在东罗时收到的，是连同大盛朝廷告知东罗，会遣使臣前来旁观新王登基大典的文书，一同送到东罗的。

圣册帝在信中提醒她，喻增极有可能是荣王的眼线，此中嫌疑，不单在于荣王借喻增窥听天子与朝廷机密，或还牵涉昔日先太子府——

换而言之，圣册帝欲让她明白，在她还是先太子李效时，喻增极有可能便是荣王的眼线了。

因此，圣册帝让她多加“留意提防”。

在这件事情上，常岁宁大可以揣测女帝的企图，却不必怀疑对方话中有假——以假话挑拨离间，此等拙劣手段，不会出现在这位帝王身上。

且孟列查到的那些可疑之处，虽零散，却也已能大致证实她的猜想了。

而从喻增一直在暗中助荣王行事，也可反推出，当年喻增借玉屑之手毒害她一事的幕后主使，或与荣王也难脱干系。

但倘若这一切猜想都是真的，常岁宁也依旧有想不通的地方——

见她提到“为荣王办事”时，喻增的反应已间接默认了此事，常岁宁便问出了自己的不解：“所以，你一直都是他的人吗？”

若是如此，可为什么，她从前竟半点也未察觉到他的异心和虚伪？

“不……”喻增终于得以出还算完整的声音，他垂着头，闭眼一瞬，颤声道：“奴并非如此……奴九岁入宫，伴在殿下身侧足足十二年，再与殿下分别三载，从未曾生出过半分待殿下不利之心。”

风吹过，常岁宁长睫微动，释怀般点了点头：“我也是这样想的……至少证明我昔日的确不曾错信你，如此也好。”

如此似乎好接受一些了。

但如此，似乎也让人更加不好接受了。

也好，也很不好。

常岁宁看向跪在那里，双手无力撑地，垂颤栗的喻增：“既然十五年都是真的，那第十六年，我死去的那年，荣王究竟做了什么，才让你选择背叛了我？”

这个问题对喻增来说似乎很难开口回答，他颤然流泪，难以遏制汹涌的情绪。

常岁宁吹着风，自行说道：“人于一夕之间改变念头，常见三种原因，一是双方反目，二是为利所诱，三是被羁绊裹挟。”

“我信自己不曾做过愧对你之事，所以不会是一。我信你待我有几分真心和忠心，功名利益很难将你打动，所以不会是二。”常岁宁道：“思来想去，似乎只剩三了。”

而喻增的羁绊，无非就是他的母亲和弟弟。

很好想象，也很俗套，但人活在俗世之上，便注定被俗世情感羁绊，这是人生长在这俗世里的根。

“那就是，李隐拿你的母亲和弟弟要挟你了？”常岁宁眼底仍有困惑：“可若是如此，抛开其它不谈，你既这般容不得你的母亲和弟弟涉险，那这些年来，你又何故甘愿仍为荣王做事？你在天子眼下，如履薄冰，随时都有可能将他们牵连至粉身碎骨万劫不复的境地——”

“而远在益州的荣王，已无法再威胁到你这司宫台掌事的亲人，他又是如何让你继续听命于他的？”

“莫非，你自认别无选择，竟甘心‘将错就错’，甘愿奉他为主，要与他共成大业吗？”常岁宁最后问出了一个听来荒谬的推测，这荒谬的推测，已是她结合现有线索，所能想到最合理的可能了。

但除非喻增真的疯到毫无逻辑章法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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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则这背后，必然还藏着孟列未曾触及到的真相。

常岁宁问话的过程，也是喻增逐渐平复心绪，找回神思的过程。

他从这令人震惊的，匪夷所思的重逢中暂时抽离出来，终于可以开口，以相对正常的语序，给旧主一个完整的交代。

“殿下既然还愿听一听奴的交代……”喻增的声音低哑，艰难地扯了一下嘴角，讽刺悲痛地道：“那么奴，便重新向殿下说一说奴的故事吧。”

“奴是兖州人氏，这是真的。”他的话语声很慢，如同揭开内心最深处的旧伤：“奴八岁那年，兖州大旱，赤地千里。跟随母亲逃难离开兖州，也是真的。”

“但我逃得不单是旱灾，还有罪祸……我的父亲，是兖州一位小县令，兖州赈灾不力，有人私吞赈灾粮款，朝廷严惩了许多贪官污吏，我父亲也在其中之一。”

“但母亲说，父亲是被栽赃，是替人顶罪……我不知真假，我只知母亲带我逃了，混入了流民之中，趁乱出了兖州。”

但他的母亲只是个妾室，做妾室之前，是个富户家的侍婢。

所以她没有任何可投奔的人，也没有很出色的自保能力，唯有一张好看的皮囊，和一个随了她长相的稚子。

这样一对母子，在逃难的途中，身处杂乱的人群里，会有什么遭遇，并不难联想。

女人很可怜，稚子也很可怜，在那样人吃人的环境下，所有弱势群体的悲惨都会被无限放大。

他们遭受的不单是忍饥挨饿，看不到前路的恐惧，还有难以想象的凌辱。

很多次，他都以为自己要死了。